因为看了大象公会的“从民主之光到战争策源地，日本只用了十年”，很感兴趣，就8了8这段历史，大致搞明白了，226事件那帮少壮派陆军军部的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就是激进派想效忠天皇表忠心，结果人家天皇被狂热吓坏了，反倒剿灭了他们。
裕仁也不是啥好鸟，继承了爷爷的邪恶和爸爸的狡诈，让一点民主苗子彻底被扼杀，议会和内阁完全被他和军部两边夹击绞杀成为摆设，又利用东方人那种心知肚明的默契操纵着军部，而又无需为此背负责任，操纵的日本淫民一愣一楞的，然后，周边的牛鬼蛇神齐努力，把他送上万劫不复，可怜了日本人民，为野心家们的罪恶买单。
裕仁时期，裕仁是个样子傻傻，内心狡诈阴险的家伙，为了重新夺回内阁手中的权力，裕仁与军队的关系进入了白热化，日本国家的军队被叫做“皇军”。意味着军队的所有权逐渐在远离政府，靠近天皇，军队也越来越独立化。裕仁不断和军队中有激进思想、投机思想的少壮派军官接近，期望通过军队独立化来摆脱政府。同时裕仁也在不断塑造“天皇”至高无上的神话地位，麻痹人民群众。
日本在中国成立了关东军，理论上关东军属于特殊的单位，不隶属于内阁政府陆军部，直接隶属于天皇，成为天皇的私人部队。
整个二战时期，军部与内阁一直在进行权力博弈，而天皇就是军队最大的头子。实际上，9.18事变并非日本政府制造的，而是由关东军一些有野心的家伙揣摩了天皇的意图背着政府私自制造的。而政府是默认了事态的发展，也没有权力来管理关东军。后来，日本发生了两次兵变，终于将内阁的文官政治家彻底清理出了政治舞台，内阁彻底由军部来操纵，而军部的一些极端分子，如东条等人，虽然很坏，但是都是很狂热的忠君爱国分子，始终在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天皇的命令。
所以，有一种说法，天皇实际上是日本最大的战犯，不过美国因为种种原因饶恕了他。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主持下建立议会民主制。但为了顺应日本民意，允许天皇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保留下来。1946年，美国迫使昭和天皇裕仁发表了“人间宣言”，承认天皇也与平民无异，只是受国民拥戴的国家象征。
日本内阁不是天皇的统治支柱，军队才是。日本军队与天皇是一种奇妙而独特的共生关系。既互相支撑、互相依赖、又互相背离、互相架空。军队既忠于天皇又不完全服从天皇的指挥，天皇依靠军队，但又不为军队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二二六事件，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帝国的一次失败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被处以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中央职务，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帝国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二二六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
讽刺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82 年前的日本，在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中，1500 多名昭和男儿正是唱着此歌，果断「蹶起」，以「尊皇讨奸」为旗号，「天诛」了一批内阁成员和权贵重臣。
他们认为，当时日本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是这些奸臣蒙蔽天皇造成的，不杀不足以彰显「国体」，救民于水火。
在中国网民的调侃中，「昭和男儿」虽然是侵华战争的主力，但相比于如今日本散漫颓丧的「平成废物」，他们普遍勇武果决，对领袖忠诚，对民族自信，对英米鬼畜满怀仇恨。
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倡导「文明开化」，积极拥抱西方文明的日本，为何会在昭和年间出现这么一批忠君爱国之辈？他们是怎样被培养出来的？
以 1945 年终战作为出生年份的分界线，「昭和男儿」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中文互联网调侃的主要是前者。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对天皇绝对忠诚，以及是否热衷于凡事武力解决，「腰杆够硬」。这种前后差异，是战前日本政府精心培育的结果。
在很多明治开国元勋们看来，天皇制这一根本国体绝不能动摇。自由民权分子只能给国家添乱，削弱日本天皇制万世一系的制度优势。
1885 年，日本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上任伊始，即提出：教育的最大任务之一是让臣民「辨本分、行伦理」，「亿兆一心，不忍离弃君上」，只有用忠君爱国的道德说教压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
森有礼同时认为，小学教育又是一切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在民众「性格形成时期，就养成誓死效忠国家的观念」，「大学的自由虽然不无危险，但是，如果在中小学阶段就灌注国家主义，这种危险将降低到最低程度」。
日本第一任文部大臣，「日本现代教育之父」森有礼，同时也是坚定的天皇制「国体」维护者。他认为，哪怕是对科学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也要严防死守，用儒家的忠孝观念加以冲抵，避免损伤国体。
裕仁大婚，大赦天下，广施恩泽于日本国民，以收买人心。皇室教师杉浦重刚曾如此教导裕仁：法国思想家卢梭放纵任性，连工作都保不住，不值得尊重，他的理论「引导民众诅咒国家和政府」，罪大恶极；日本行「王道」，可免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余毒。
裕仁对政治的操弄也很有手腕。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通过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加速了政党内阁的崩溃。
军部在争取到裕仁支持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最终获得「独立于内阁，独自制定军令」的权力，并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统帅大权」是不受政府约束的，为军部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
至于后两个问题，在野「思想家」「国师」们也早已完成了理论建构，翘首期盼迷茫军人和底层民众们皈依。军部高层尝试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提出：日本军队是工人农民在天皇的领导下为保卫国家而组建的军队，所以必须坚持天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种「皇军」论得到全军上下的普遍认同。
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日本各种极端思潮纷纷涌现并发展壮大，从忽悠军人民众、勾结上层权贵的法西斯分子，到努力迎合宫廷、梦想缔造国家宗教的日莲宗领袖，应有尽有。